于若木与学生营养的故事
——写在纪念于若木先生逝世一周年
记者 慕顺宗/卫 娇
发表文章 建立组织
中南海里耐心倾听
1983年，《红旗》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的文章，作者署名为于若木。后来，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署名为于若木的文章频频出现，内容多涉及学生营养。在安徽蚌埠，一个人开始留意于若木的文章，他就是时任《学校卫生》(后改名为《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的常务副总编邓书读，他开始千方百计寻找作者。而当时，他并不知道作者的身份。
1985年12月14日下午，北京大风。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的一个院子里，走进了四位关心中国学生健康的人。他们是邓书读、施承斌、高影君、汪兆悌。在这个院子里，一位老人对他们进行了非常热情的招待，这位老人便是于若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科技组顾问。
那个下午的会见，于若木以一个听众的身份在一旁聆听，在一线从事学校卫生工作的邓书读讲得最多。“大概有2个小时，占整个会见时间的2/3。”从学生喝水吃饭到肚子里的蛔虫；从一个人办杂志到组建全国的专家队伍。“当时就像见到了中央首长，心里特别激动，一股脑儿地说了许多。”邓书读回忆道。在他说话期间，于若木则静静地坐在旁边的木椅上，一边听，一边仔细记着重点。
听完邓书读的谈话，于若木问：“你的杂志里面怎么没有营养方面的文章？”邓书读回答说：“卫生部没有营养任务。”于若木转头对卫生部卫生防疫司食品、学校卫生处的干部施承斌说：“营养是学生体质的物质基础，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的手段。没有营养的体育运动越多，越容易出事。”于若木担忧地说出了学生营养餐的现状。“现在我国的学生营养一片空白，婴幼儿和老人的营养都有人关照，而上了学的青少年就没有人关心了，就跟‘断奶’的孩子一样。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体质发育的重要时期，千万不能忽视营养工作。”在这次谈话中，于若木提出了加强学生营养宣传、培养典型、建立专门的组织来开展学生营养的工作，让学生营养工作系统化、制度化。
健全法律 普及观念
奋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86年10月22日，“全国学生营养与课间加餐研讨会”在安徽蚌埠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个关于学生营养工作的会议，国家教委、卫生部以及全国各地都派人员参加。在这次会上，于若木做了非常重要的报告。她说：“对于青少年的健康问题，成年人尤其是年长者都负有责任，如果尽不到责任，有负于革命先烈的期望，愧对子孙后代。”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2003年6月改名为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作为专门负责学生营养工作的组织被定了下来，1989年元旦，正式成立。
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的成立非常有意义，但当时，因为人们缺乏对营养的全面认识，学生营养餐在中国的推行仍是举步维艰。据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回忆：“于老只要一有时间，一有好的想法，就会把我和一些朋友叫到她的家里，专门讨论学生营养餐、学生奶、豆奶计划。她认为只有充分保障婴幼儿和学生的营养需求，才能从根本上阻断‘营养不良-生长发育不充分-健康和劳动能力受损’这个链条。”
这个理念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推广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人总是会因为一些局部性问题轻率地下令中止全市甚至全省的学生餐。对此，于若木非常痛心，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她更加坚持自己的想法：“希望我和我所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更多地关心学生营养。”
这时，“我对于老说，我国的学生营养餐、学生奶的推行工作多年来进展举步维艰，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各有关单位对学生餐的意义认识不足。另外，我们的工作缺乏法律保障。于是，我们很快就商定，联合学生营养促进会等单位，先召开一次学生营养餐国际论坛，为促进立法工作打基础。”于小冬回忆。2005年7月，会议终于在上海成功召开了，遗憾的是身体欠佳的于若木因住院未能亲往上海。会后，于若木十分兴奋地详细听取了汇报。
“就在她逝世前一个多星期，她还委托孙树侠教授告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我，请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她的病房，嘱托我们今后一定多多关心和支持学生营养工作，多承担责任。”这是于小冬最后一次见到于若木。
上书中央 自己掏钱
为学生营养尽心竭力
建立系统工程、创办报纸是于若木促进学生营养餐立法以外的又一贡献。
1991年初，在于若木的主持下，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制定了《护苗系统工程》，从营养与饮食卫生教育、平衡膳食计划、防治损耗营养的疾病及健康监测等几个方面促进青少年的营养健康，被卫生部、教育部列入中国《2000年预防保健战略目标》计划。2002年，中国儿童中心也将“护苗工程”作为贯彻《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的一项措施立项。
为了让全社会重视学生营养工作，于若木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并一次次利用春节拜年的机会，向他们阐述学生营养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每次与中央领导人沟通过后，她都会兴奋地把结果告诉同样关注学生健康的朋友们。“于老常说，‘我跟他们说了学生营养的事，他们让我们造造舆论，搞好试点，培养典型，再加以总结，然后报给他们，形成文件再在全国推广’朋友们都知道，于若木口中的“他们”绝不是一般人物，有的甚至是中央高层。”邓书读回忆道。
积极奔走难不倒热心于学生营养的人，但开展工作所需要的资金确实让很多人愁白了头。但于若木还是没有停下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朱莲珍回忆，上世纪70年代四川凉山州出现了克山病，易感人群主要是15岁以下的儿童。此病发病与人体内缺乏微量元素硒有关，用亚硒酸钠干预可预防。因财政经费短缺,1984年开始实行的硒碘盐计划于1992年停止，此病重新蔓延。
“要恢复供应硒碘盐，关键是解决经费。我想到求助于于若木先生。”朱莲珍说。卧病在床的于若木给朱莲珍写了数封介绍信，但遇到“给钱”问题，多数人选择了逃避。得知此事，于若木她给女儿陈伟力负责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下“死命令”，出资80万元资助凉山州6个重病县市4年的硒碘盐。2003年于若木忍着病痛又向西部开发办公室建议：在西部克山病区实行食用硒碘盐代替食用碘盐的政策。1年下来，当地病情终于被抑制住了。
同样的资金问题，在创办报纸时也曾遇到。1998年8月，在安徽蚌埠创办、由于若木担任总编的《中国学生营养小报》(后改为《中国学生营养报》，现为《中国学生健康报》，即本报。)移址北京，并向全国公开发行。报纸从申请移址到全国发行，几经周折。在工商局注册时需要注册资金30万元。正当大家为资金的问题绞尽脑汁时，于若木率先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1万元，并鼓励大家一起筹资。在她的带动下，大家你5000元、他3000元，很快筹得资金53万元。《中国学生营养报》终于在北京面向全国发行，真正肩负起了宣传学生营养和健康知识的重担。
